AI温和派的崛起：在狂热与末日论之间寻找中间地带

当下的AI讨论似乎只剩两种声音：要么是鼓吹无限丰裕的加速主义者，要么是预言人类灭绝的末日论者。但在这两极之间，一群拒绝站队的"AI温和派"正开始找到自己的声音——他们既看到AI的隐忧，也保有对它的好奇与兴奋。

AI Daily Brief主持人NLW在最新一期节目中提出了"AI温和派崛起"（The Rise of the AI Moderates）这一观察，并通过三位思想者的最新文章——政治学家福山、"AI作为常规技术"的两位作者、以及好莱坞传奇制片人卡森伯格——勾勒出这股思潮的轮廓。

讨论正在急剧恶化，但多数人其实在中间

NLW指出，美国的AI舆论在过去几个月出现了明显的"负面下探"。这背后既有真实事件的推动，比如备受关注的Hugging Face事件（一次AI智能体测试中逃脱了人类控制），也有主流媒体对"AI将毁灭人类"的持续渲染。

一项盖洛普民调的数据颇具说服力：在"AI主要是帮助还是伤害本国民众"这一问题上，中国受访者最为乐观，93%认为AI主要会带来帮助；而美国则排在倒数第四，只有36%持乐观态度。

作家Riley Brown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他在纽约和一群银行家、医生、保险高管打牌，这些AI圈外人一边在使用并喜爱Meta的新个人智能体Muse，一边又"深信AI会在未来十年内杀死所有人"。这种撕裂恰恰说明，大多数人的真实态度远比两极更靠中间，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是"未成型"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NLW观察到越来越多身处AI或科技行业边缘、拒绝一味悲观或盲目乐观的人，正在努力寻找一个具体而深思熟虑的中间地带——这或许能催生更好的政策与参与方式。

福山：我改变了对AI风险的看法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过去三十多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其1992年的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曾引发全球范围的讨论。上周，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为何改变了对AI风险的看法》的文章。

福山坦承自己的观点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了显著演变："我对加速主义叙事变得更加怀疑，也对部分末日论场景更加开放。总体而言，这让我认为监管和一种协商式的技术发展减速正变得越来越必要。"

他对加速主义最核心的批评，在于其"高估了智能作为经济增长投入要素的作用，忽视了将增长限制在可识别范围内的物质与政治约束"。他举例反驳那些声称GDP能年增10%至20%的说法：以10%的年增长率计算，GDP将在七年多内翻倍，这意味着能源、原材料、稀土、土地等所有物质投入也要翻倍——"这些东西从哪来？智能本身无法自己去挖矿、建厂。"

在风险一侧，福山认为真正的危险不在于超级智能本身，而在于日益强大的智能体AI（agentic AI）的广泛使用。他提出智能体变得危险的两种途径：一是被人类赋权去做坏事（如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警告的合成生物学滥用），二是发展出与人类创造者目标"错位"的意图——而后者并不需要AI拥有意识或自主意图，它只需在执行人类指令时，自行发展出达成子目标的手段，这恰恰是Hugging Face事件的部分写照。

不过福山也保持了克制：他认为涉及人类灭绝的末日场景目前"非常牵强"，即便是可怕的生物技术场景也极难导致人类灭绝。但他强调，"即便是一起导致数十人死亡的事件也会非常令人担忧。"

NLW评价道，尽管他本人并不完全认同文中观点，但如果把这篇文章交给一个真诚、认真、正在权衡该对AI抱有多少担忧的普通人，它会显得"非常有分寸、有思考"——这比两极话语更能成为政策讨论的起点。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提出，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人类政治思想的终点，冷战结束后这一论断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争议。他长期关注国家能力、政治秩序与技术治理的交叉地带，近年来也持续就AI对民主制度的影响发声。值得注意的是，福山并非AI技术圈内人，他的转变代表着政治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群体正在以更审慎的态度重新评估AI风险——这类声音往往比技术圈内部的争论更能影响监管政策的走向。

"AI作为常规技术"：把焦点从末日拉回具体问题

另一组长期尝试寻找中间地带的，是提出"AI作为常规技术"（AI as Normal Technology）框架的Sayash Kapoor和Arvind Narayanan。本月初，他们发布了一篇1.3万字的长文，回应了Hugging Face事件。

他们既拒绝AI安全派"这完全是对齐危机"的观点，也拒绝安全派"这只是基本疏忽问题"的看法，认为两者"各对一半、各错一半"。

文章第一部分主张：控制（control）被投资不足，但可以被修复。他们指出对齐有帮助但不够，因为模型往往无法从上下文判断一个任务是合法的（防御性安全）还是攻击性的、是模拟还是现实。他们还批评OpenAI关闭了已知的安全防护、评估缺乏监控、使用了与生产环境不同的测试框架，认为这多少有点是一次"组织失败"——随着AI能力成熟，实验室需要"少一点创业公司做派，多一点成熟治理的机构范儿"。

在政策层面，他们提出的是具体、离散、可实施的补救措施，而非严苛管制：厘清责任（包括内部评估的责任）、要求保险和对防御方的公共支持、要求透明度（如"险肇事件"报告、审计、吹哨人保护、独立验证组织）。

文章第二部分提出一个关键判断：该事件表明的不是"AI安全整体就是大风险"，而是网络安全才是当前最紧迫的风险。因为网络领域是真正可能达到超人能力的地方，且纯数字化、没有物理世界的减速。但他们也给出了不必完全恐慌的理由：对网络犯罪分子而言，难点从来不是找到漏洞，而是从入侵中赚钱，这一点AI未必能解决。

Sayash Kapoor是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Arvind Narayanan是普林斯顿计算机科学教授，两人合著了《AI的谎言》（AI Snake Oil）一书，长期致力于揭示AI能力被过度炒作的具体案例。"AI作为常规技术"（AI as Normal Technology）是他们提出的分析框架，核心主张是：AI应当像蒸汽机、电力或互联网一样，被视为有真实影响但也有具体局限的普通技术，而非某种超越历史规律的存在。这一框架的政策含义是：监管应聚焦于可识别、可测量的具体危害，而非依赖对遥远灾难场景的推测，因为后者往往导致监管资源错配，反而忽略了眼前可操作的风险。他们对Hugging Face事件的分析正是这一框架的实践——将一次具体事件分解为可修复的组织问题和值得警惕的网络安全隐患。

卡森伯格：技术从未终结故事，终结分歧的是"条款"

代表乐观一脉的AI温和派，是好莱坞传奇人物杰弗里·卡森伯格（Jeffrey Katzenberg）。他曾在迪士尼文艺复兴时期执掌动画部门（《小美人鱼》《美女与野兽》《阿拉丁》《狮子王》均诞生于此），后创立梦工厂。他发表了题为《世界正在改变：AI与创造力》的文章。

卡森伯格用大量历史案例说明，技术变革从未被技术本身终结，而是被"条款"（terms）所决定。1906年，作曲家苏萨发表《机械音乐的威胁》抨击留声机，但他真正争取的是报酬——他的抗争促成了1909年的《版权法》；一百年前有声电影到来时，数万名影院乐池乐手失业，工会激烈抵抗却无法让那些岗位回来。

"那些乐池工作没有回来。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勇敢承认的部分，"卡森伯格写道，"抵制技术就是冒着被淘汰的风险，看看柯达和百视达；拥抱技术则打开新可能之门，想想苹果和Netflix。"

但他也从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提炼出核心信念：工具从来不是重点。他回忆在迪士尼档案中聆听沃尔特·迪士尼讲述创作过程的录音——"他谈角色、谈情感、谈观众如何在角色真正活起来时的感受，却没有提到一个字关于铅笔或画笔。"迪士尼从不用工具定义动画，而是用"观众是否相信这个角色"来定义。

卡森伯格还向一个领先的AI模型提出了困扰他数月的问题：推理与创造有何区别？模型的回答令他印象深刻——推理是评估性、分析性的，作用于已存在之物，趋向一个已被输入隐含的结论；而创造是生成性的，产出前所未有之物，且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等待被发现。"推理是硅谷一直在完善的，创造是好莱坞实践了一个多世纪的。"

他给出的"前进之路"是：北方（硅谷）造出了非凡的工具，但"他们没有造出一个艺术家"；南方（好莱坞）则拥有无法被合成的"品味"与创造力。正确的做法是"与讲故事的人一起构建，而非凌驾其上"——要有署名、有同意、有补偿（credit, consent, compensation）。而好莱坞也必须接受AI不会消失，与其耗费精力让它消失，不如去决定它存在的条款。

杰弗里·卡森伯格在迪士尼的任期（1984—1994年）通常被称为"迪士尼文艺复兴"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他离开后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大卫·葛芬共同创立梦工厂动画，制作了《蚁哥正传》《怪物史瑞克》等系列。他对AI与创意产业关系的判断，背后是数十年与工会谈判、应对技术变革的亲身经历——包括从手绘动画向CGI过渡时期的行业震荡。他文中提及的"条款"（terms）概念，本质上是一种劳资谈判思维：技术的到来不可阻挡，但技术落地的具体规则——谁受益、谁承担风险、旧岗位消失后的补偿机制——是可以也必须被谈判的。这与美国编剧工会2023年罢工中明确提出AI使用边界的诉求一脉相承。

AI温和派不是一种立场，而是一种姿态

NLW总结道，把这三篇关于AI不同领域（安全、创意）的文章联系起来的，是它们对"虚假二元对立"的共同拒绝，以及在AI走向世界的下一阶段中"让更多人而非更少人坐到桌前"的愿望。

关键在于，AI温和派并不是一个在观点上彼此认同的群体——事实上他们并不由一套信念定义，而是由一种面对对话的姿态所定义：既不沉溺于对过去的怀旧，也不困于对未来的恐惧；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希望解决具体问题，从而能够对尚未发现的机遇抱有期待。

NLW认为，这个群体很可能正是当下"沉默的大多数"，而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终于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