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头筹资十亿美元阻止全民基本收入UBI,背后有何考量

一场针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资本行动
随着AI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日益逼近,围绕"如何应对技术性失业"的政策辩论正在升温。而在这场辩论中,一个由科技巨头出资、目标高达10亿美元的新组织悄然登场——它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确保美国不会走向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的道路。
据公开信息,这个名为 RAISE US 的组织于2025年6月25日正式启动,由拜登政府前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出任CEO,前印第安纳州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Eric Holcomb)担任联合主席。截至发布时,该组织已经筹得超过5亿美元,目标是达到10亿美元的资金规模。
雷蒙多在拜登政府期间主导了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的实施,该法案为美国半导体制造提供了超过520亿美元的补贴。她在任期间与科技行业建立了极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使得她在卸任后立刻转向一个由科技巨头资助的组织并不令人意外。而霍尔科姆作为共和党籍前州长的加入,则赋予了该组织跨党派的政治色彩,暗示其试图在两党之间建立共识来阻止UBI的推进。
值得玩味的是,为这个应对"AI颠覆"而生的组织提供主要资金的,恰恰正是那些制造这种颠覆的公司。
谁在为RAISE US买单?AI巨头齐聚
RAISE US 的锚定合作伙伴(anchor partners)阵容堪称豪华,几乎囊括了当今AI浪潮的核心玩家:
- Amazon
- Anthropic
- Microsoft
- OpenAI Foundation
这四家锚定合作伙伴之间存在深度的商业关联:Microsoft是OpenAI最大的投资方(累计投资超过130亿美元),同时也是Anthropic的投资者之一;Amazon则向Anthropic投入了超过40亿美元。这意味着RAISE US的核心资金实际上来自两大AI阵营——Microsoft-OpenAI联盟与Amazon-Anthropic联盟——它们在商业上激烈竞争,却在政策议题上达成了罕见的一致。
在这四家AI领域的头部企业背后,还站着一堵由企业和慈善资金堆砌的"资金墙":Blackstone(黑石)、General Motors(通用汽车)、IBM、Eli Lilly(礼来制药)、Mastercard(万事达)、Deloitte(德勤)、UPS、Cisco(思科)、Workday,以及Arnold Ventures等十余家机构。黑石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其参与表明传统金融资本同样在这场政策博弈中押注。
换言之,正在开发和部署自动化技术、可能取代大量人类岗位的企业,如今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组织,专门用来影响社会应对这种冲击的政策方向。这种结构本身就足以引发争议。
雷蒙多的立场:UBI是"美国的终结"
作为组织的灵魂人物,雷蒙多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态度极为鲜明。她公开表示:
"我个人认为,这(UBI)就像是美国的终结。"
这句话透露出的不仅是政策偏好,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在她看来,直接向公民发放无条件现金的做法,与美国建立在工作、生产和个人奋斗之上的社会契约相冲突。RAISE US 的存在,正是为了推动美国"在应对AI时,选择基本收入之外的任何方案"。
为什么UBI在AI时代成为政策焦点?
要理解这场博弈,需要先理解UBI在AI时代语境下的意义。随着生成式AI和自动化能力的快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岗位——从客服、文案到编程、法律文书——面临被替代的风险。
关于AI可能导致的就业冲击,各方预测差异巨大但方向一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3年的报告估计,到2030年,美国约1200万工人可能需要转换职业。高盛的研究则更为激进,认为生成式AI可能影响全球3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4年的分析指出,发达经济体约60%的工作岗位会受到AI影响,其中一半可能受益于AI增强生产力,另一半则面临被替代的风险。
UBI因此被许多技术乐观主义者(包括部分硅谷人物)视为一种"安全网":当机器承担了大部分生产劳动,社会可以通过普遍发放的基本收入来维持消费能力和社会稳定。值得注意的是,UBI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1960年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提出过"负所得税"的构想,本质上是UBI的变体。2019年,华裔企业家杨安泽(Andrew Yang)以UBI作为核心政策参选美国总统,将这一概念带入主流政治讨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OpenAI的CEO山姆·奥特曼本人曾资助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大规模UBI实验——由研究机构GiveDirectly在美国执行,向1000名低收入参与者每月发放1000美元。该实验的结果于2024年发布,显示受助者的就业率并未显著下降,但心理健康和财务稳定性有所改善。如今,OpenAI Foundation却资助了一个明确反对UBI的组织。
然而,UBI也意味着一种深刻的社会结构调整——政府需要巨额财政支出,而这些支出的来源很可能指向对科技巨头及其高额利润的征税。从这个角度看,科技公司出资阻止UBI,也就有了直接的经济动机。
利益冲突:制造问题的一方定义解决方案
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热议,核心在于其明显的利益冲突。一个由AI企业出资的组织,去主导"如何应对AI带来的失业"的公共政策讨论,本质上是让制造问题的一方来定义解决方案的边界。
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做"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指的是本应监管行业的机构反而被行业利益所控制。RAISE US的模式可以被视为这一概念的升级版——不是俘获既有监管机构,而是在政策形成之前就创建新的机构来塑造议题框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将这种现象称为"制度塑造权力"(institution-shaping power),即资本不仅在既有规则内博弈,还能改变规则本身。当10亿美元级别的资金注入政策倡导领域时,普通公民和劳工组织几乎不可能在话语权上与之抗衡。
批评者担心,RAISE US 表面上打着"帮助劳动者适应AI转型"的旗号(其名称暗示"提升"技能与再培训方向),实则可能是在为科技公司规避两件事铺路:
- 规避直接的财富再分配责任——UBI往往需要向高利润企业征税来支撑。
- 掌控政策话语权——通过资助智库和倡导组织,将公共讨论引向对企业更有利的方向,比如强调"再培训"而非"再分配"。
再培训方案的历史成效
RAISE US倡导的"技能提升与再培训"路线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但其历史记录并不乐观。美国过去数十年的劳动力再培训项目(如《贸易调整援助法》下的项目)效果普遍不佳。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显示,在2000年代制造业外流期间,接受再培训的工人中只有约三分之一最终找到了薪资相当的新工作。更关键的是,AI时代的技能替代速度远超此前任何一次技术变革——当一个工人花两年时间学习新技能时,AI的能力可能已经再次跃升,使得新学的技能同样面临过时。这种"跑步机效应"使得纯粹依赖再培训的方案在逻辑上面临根本性质疑。
这并不意味着再培训本身没有价值,但当一场关乎数千万人未来生计的公共政策辩论,其资金来源高度集中于受益方时,其结论的中立性理应受到审视。
技术、就业与权力的交汇点
RAISE US 的出现,标志着AI引发的社会变革已经从技术层面延伸到了政治与政策的角力场。科技巨头不再只是产品的制造者,也开始成为社会应对方案的"塑造者"。
无论你是否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这一事件都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少数公司同时掌握着颠覆性技术和影响政策的巨额资金时,社会该如何确保应对方案真正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非资本利益?
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这场博弈的结果,可能直接决定他们在AI时代能否获得一张真正有效的社会安全网。而这,恰恰是最值得持续关注的地方。
注:本文基于公开社区讨论信息整理,相关数据和引述有待更多权威渠道进一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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