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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ra总法律顾问:AI如何让法务从瓶颈变业务伙伴

Legora总法律顾问:AI如何让法务从瓶颈变业务伙伴

Legora总法律顾问谈AI如何将NDA审查工时从20%降至不足1%,让法务成为战略伙伴而非瓶颈。

Legora 总法律顾问 Emma Kadri Bergström 以自身经历说明,AI 的价值不在于替代律师,而在于把律师从低价值文档处理中解放出来。最具体的案例是 NDA 审查:通过自动化加 playbook 让 AI 做第一轮审阅并标记越界条款,团队投入的全职员工工时从约 20% 降至不足 1%,释放出的时间被重新投入金额更大、战略价值更高的交易。她强调,律师的责任承担和人际协作部分始终属于人类,AI 无法承接。法务部门最大的风险是成为瓶颈导致业务方绕行、抬高整体风险,因此前置参与项目、保持战略伙伴位置是关键。

从不可能的任务到日常操作

Legora 总法律顾问 Emma Kadri Bergström 在访谈中回忆了十年前的一个深夜:她被要求在一夜之间汇总一批供应商合同的许可期限。她很快意识到,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今天,借助现有工具,这类工作已经变得可行。

这个对比构成了她理解 AI 价值的基本框架——不是替代律师,而是把律师从大量低价值的文档处理中解放出来,让速度和质量可以同时提升。她描述自己的日常工作状态是:能够更快地推进任务,同时处理更多线程,并且保持较高的质量水准。通过 Legora,她可以与同事、对方当事人及其他第三方在同一个平台上协作,AI 参与其中。

通过Legora与AI协作

NDA自动化:从20%到不足1%的人力投入

Bergström 给出的最具体案例是保密协议(NDA)的处理。她坦言,NDA 是那种必须有、但没人愿意花时间谈判的文件,因此成为团队最早自动化的对象之一。

在搭建 playbook 和自动化流程之前,团队大约把 20% 的全职员工工时花在 NDA 审查上。自动化之后,这个比例降到了不足 1%。具体做法并不复杂:先完成自动化,再建立一套 playbook,让 AI 对合同做第一轮审阅,标记出超出可接受范围的条款。

NDA审查工时降至不足1%

释放出来的时间被重新分配到更有战略价值的工作上——金额更大的合同、战略意义更强的交易。Bergström 认为,团队真正创造最大差异的地方正在于此,而不是逐份审阅标准化文件。

playbook 在合同自动化中的含义

在合同法务自动化的语境里,playbook 并不是指游戏攻略,而是一套预先定义好的规则手册:它把团队对某类合同(如 NDA)的商业立场和风险偏好固化下来,明确哪些条款可以接受、哪些需要修改、哪些必须升级给律师人工处理。playbook 通常包含条款清单、可接受区间、替代措辞模板以及升级阈值。有了它,AI 才能判断一份合同是否“越界”,而不是笼统地给出好坏评价。playbook 的质量直接决定自动化的准确率——规则越清晰、边界越具体,AI 第一轮审阅的误报和漏报就越少。因此,搭建 playbook 往往比接入 AI 工具本身更耗时,也更需要资深律师的经验输入。

小团队如何支撑高速扩张

Legora 自身的增长节奏为这套方法提供了压力测试。据 Bergström 介绍,过去 12 个月里,公司从 3 个办公室扩展到 18 个,完成了三轮融资和五次收购。以很小的法务团队支撑这样的业务体量,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几乎不可能。

她把 Legora 称为团队跟上公司节奏、推动项目前进的"秘密武器"。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工具本身有多智能,而在于它让法务团队能够在业务高速运转时仍然保持响应速度,而不是成为流程中的堵点。

小团队推动项目前进

什么是AI替代不了的:责任与人的一面

在 Bergström 看来,律师角色中有两样东西始终属于人类。第一是对法律意见的责任承担(accountability)——无论通过哪个渠道、使用哪种工具传达建议,背后都必须有一个负责任的人。第二是人的一面:当律师不必逐份审阅文件时,腾出的时间可以用于战略规划、与业务方开会、对齐目标。

这也是她把法务定位为"战略伙伴"而非"支持部门"的核心逻辑。人被解放出来,才有空间去做判断、协调和关系维护,而这些恰恰是 AI 目前无法承接的部分。

法律意见中的 accountability 为何难以转移给 AI

在法律职业中,accountability(责任承担)指的是执业者对所出具意见的专业与法律后果负责,这种责任与律师资格、执业规范和职业保险绑定,无法委托给一个工具。即便 AI 生成了建议的初稿,签署和背书仍然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人完成。这一约束带来两个现实后果:一是 AI 的输出必须可追溯、可解释,律师才能对其负责;二是工作流设计上要保留人工复核节点,不能把 AI 标记结果直接当作最终结论。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法务团队把 AI 定位为“第一轮审阅者”而非“决策者”——它压缩的是检索和比对的时间,而不是判断和责任本身。

法务部门最大的恐惧:成为瓶颈

访谈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洞察是关于"瓶颈"的讨论。Bergström 指出,每个法务部门都担心自己成为业务瓶颈。而一旦真的成为瓶颈,后果比想象中更严重:业务方会绕开法务,不再来找你,这反而抬高了风险,也让律师的工作更难做。

成为瓶颈的连锁反应

因此,"不成为瓶颈"是各类法务团队的共同驱动力。她最自豪的是团队始终保持着业务战略伙伴的位置——法务在项目早期就被纳入,从而能够快速响应并提供价值。这种前置参与的模式,在缺乏工具支撑的情况下很难实现。

对于正在观望的同行,Bergström 的态度是开放的:当下涌现的技术让法律职业变得更有趣,未来是明亮的。她的建议直白而简单——尝试拥抱新技术和新工作方式,并且享受这个过程。

“业务方绕开法务”为何会抬高风险

当法务响应过慢,业务团队为了不耽误进度,往往会先自行推进合同或项目,事后再补法务审核,甚至干脆不补。这种做法在形式上完成了业务目标,却把法律风险留在了无人审查的环节:条款可能缺失、责任分配可能失衡、合规要求可能被忽略。更棘手的是,这种绕行一旦形成习惯就很难逆转,法务逐渐被排除在决策链条之外,等到问题暴露时往往已经错过补救窗口。因此,“不成为瓶颈”不只是效率诉求,更是风险管理诉求——法务的可见性和前置参与度,本身就是组织风险控制能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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