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民粹主义为何席卷全球？媒体结构是关键推手

过去十年，民粹主义从边缘思潮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核心力量。Vox与《大西洋月刊》的两位资深观察者——Jonathan Chait和Eric Levitz——在一期播客中深入回溯了这段历程。他们讨论的不只是特朗普的崛起，更揭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驱动力：媒体技术的结构性变迁。

什么是民粹主义：一种零和的政治风格

Jonathan Chait给出了一个实用的定义：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风格，它把政治问题看作零和冲突，认为存在一个单一、清晰、简单的解决方案，能造福“人民”——或者你认定的那部分合法人民——而这个方案正被自私的精英所阻挠。

这个定义不局限于左右。右翼民粹把矛头指向“全球主义精英”和“华盛顿建制派”；左翼民粹则强调经济权力被少数人把持。共同点是：始终有一个明确的“敌人”，以及一个自称代表“真正人民”的代言人。

零和政治指的是政治博弈中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总收益恒为零。在民粹主义的语境下，这意味着政治被简化为“人民”与“精英”之间的对立斗争，不存在双赢或妥协的空间。这种思维模式与多元主义政治观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社会由多个利益群体组成，政治过程是通过谈判、妥协和联盟构建来平衡各方利益。民粹主义的零和框架拒绝这种复杂性，它将政治问题归结为单一维度的对抗，从而为“只有一个真正解决方案”的叙事铺平道路。这种简化在动员选民时极为有效，但也使得治理变得困难，因为现实政策往往需要在多个目标之间权衡，而非简单的“我们”对“他们”。

特朗普的崛起：反对建制派的精准定位

Chait指出，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源于意识形态层面的精准打击。2016年前后的共和党精英热衷于为富人减税、削减社保与医保、在中东发动战争。特朗普则把自己塑造成完全不同的优先项：限制移民、不削减社保、不发动中东战争。尽管这些承诺后来被证明并不完全准确，但它成功帮助特朗普在党内站稳脚跟，并瓦解了建制派的信誉。

“他确实把共和党精英拉下了马，”Chait说，“布什家族流亡了，很多2016年有影响力的人已经不在了。”但经济精英呢？Chait认为特朗普非但没有撼动，反而巩固了他们——通过与商界达成一种类似“普京式”的默契：只要与执政党议程保持一致，就能获得有利的监管和政策，但必须“上供”并不得越界。

权力的悖论：当民粹主义者掌权

民粹主义需要“受害者叙事”来维持能量。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他不断被“深层政府”、共和党内的RINO、法院和媒体阻挠，这反而给了他完美的民粹素材：不是我无能，是他们阻止我。

但第二任期情况变了。Chait分析，当他更成功地克服反对力量后，反而无法再扮演“影子势力的受害者”——因为他每天都在传递“我掌控一切”的信号。权力本身消解了民粹主义的叙事基础。

拜登的民粹转向与通胀困境

拜登在2020年击败特朗普后，实际上保留了不少特朗普的民粹政策工具，比如关税。但他没有像特朗普那样用“邪恶精英”的修辞来包装。问题在于，通胀成了他任内最大的经济挑战，而民粹主义者几乎没有应对通胀的有效政策——事实上，关税等民粹工具反而会加剧通胀。Chait认为拜登反应太慢，未能及时让经济回到稳定轨道。

媒体结构如何塑造民粹浪潮

Vox的Eric Levitz提出了一个被忽视的理论：媒体环境的结构性变化是民粹主义兴衰的重要变量。

广播时代：亲近感打破精英过滤

20世纪初广播的普及是革命性的。它让政治人物可以直接对客厅里的民众说话，绕过传统精英的过滤。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是左翼民粹的典范；而右翼的查尔斯·考夫林神父则利用广播建立了庞大的反建制听众群，即便被CBS解约，仍能通过独立电台直接买时段播出。广播的分散结构让反建制声音难以被彻底封杀。

炉边谈话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至1944年间通过广播发表的一系列非正式全国讲话，共约30次。罗斯福利用广播这一新兴媒介，以亲切、口语化的方式直接向美国民众解释其新政政策，绕过了当时偏向保守派的报纸编辑和出版商。这种直接沟通建立了总统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情感纽带，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展示了广播作为政治工具的潜力。炉边谈话被视为左翼民粹式沟通的早期典范：它强调领导人与“真正的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弱化中间精英的过滤作用。这一模式后来被许多政治家效仿，也印证了媒介技术如何重塑政治动员的方式。

电视时代：寡头媒体与共识政治

到了1950年代，电视成为主导媒介，但当时只有ABC、CBS、NBC三大全国性网络。建立全国电视网需要巨额资本，这天然形成了寡头格局。Levitz指出，那个时期美国政治共识较强、经济增长广泛共享，加上三大网络的把关效应，共同抑制了民粹主义的空间。

有线电视与社交媒体：把关人消失

有线电视打破了三大网络的垄断，频道数量暴增。新闻机构必须更激烈地争夺注意力，这就奖励了挑衅性、情绪化、文化战争驱动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天然偏向民粹风格。

真正的转折点是社交媒体。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吸引力的短视频，就可以近乎即时地触达百万受众，无需任何制片人、编辑或网络高管的批准。Levitz指出，这种竞争压力促使大量网红和播客发现：把自己包装成“秘密真相的唯一来源”是最有效的脱颖而出的方式——而阴谋论和反建制叙事正是民粹主义的燃料。

把关人（gatekeeper）是传播学中的核心概念，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决定哪些内容可以进入公众视野的个人或机构。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编辑、电视制片人和网络高管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他们依据专业标准、商业考量和政治倾向筛选和编排信息。把关人的存在意味着信息到达受众之前会经过多层过滤，这既可能抑制极端或虚假内容的传播，也可能维护既有的政治共识。有线电视和社交媒体的崛起瓦解了这种集中化的把关结构：频道数量激增使得每个 outlet 都必须争夺注意力，而社交平台则让任何人都能直接发布内容。把关人的消失降低了信息门槛，但也消除了质量控制和共识构建的机制，为挑衅性、情绪化和反建制的内容创造了结构性优势。

人工智能会终结民粹主义吗？

Levitz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猜想：AI或许会部分抵消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碎片化。社交媒体上，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往往从完全不同的信息源获取信息；而AI时代，人们越来越依赖少数几个头部模型来理解世界，这可能创造一个更共享的信息环境——类似当年三大电视网的效果。

而且有证据表明，主流AI模型倾向于追踪传统知识权威（主流科学家、记者）所理解现实。即便是马斯克试图打造的“反觉醒”聊天机器人Grok，在很多问题上也给出与ChatGPT、Claude相似的答案。

但Levitz本人并不乐观：如果AI最终导致大规模白领失业，那么“大家都在用相似的AI”这一点，恐怕不足以阻止一场针对新兴科技寡头的民粹主义反弹。

大型语言模型（LLM）如ChatGPT、Claude和Grok，是在海量文本数据上训练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够生成连贯的自然语言回应。这些模型的训练数据主要来自互联网、书籍、学术论文等公开来源，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主流知识权威（如科学家、记者、百科全书）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因此，模型在回答问题时往往会倾向于复现这些权威来源的共识观点，而非边缘或反建制的叙事。这种特性可能产生一种“中央化”的信息效应：当数百万人使用少数几个模型获取信息时，他们可能接触到比社交媒体时代更为一致的事实基础。然而，模型输出也受训练数据偏见和开发者调整的影响，其“权威倾向”并非绝对，且可能因商业或政治压力而变化。

民粹时代会结束吗？

Chait的判断是：最终会结束，但时间和方式无法确定。一个关键变量是政策的可逆性。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他最广泛的民粹主义措施，但他从未通过国会，而是完全依靠行政行动。这意味着下一届政府可以轻易逆转。当人们发现民粹议程并未带来实际利益时，反对党就有了翻盘的空间。

但Chait也承认存在另一种可能：民粹政策逐步固化，变得难以逆转。一切都取决于未来的政治博弈。

这场对话揭示了民粹主义不只是某个政治人物的产物，它与媒体技术的结构、经济民生的体感、以及权力的悖论紧密交织。对于科技与内容创作者而言，理解这一逻辑同样重要：平台结构决定了什么样的声音会被放大，而每一次媒介革命，都会重新分配谁有权定义“人民”和“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