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右翼总在喊“共产主义”？

美国政治话语中，“共产主义”一词从未真正退场。从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反复念叨这个词，到共和党人将对手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这套修辞背后是一条贯穿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线索。但问题是：这个老掉牙的“怪物”为何在今天重新浮出水面？它还能吓到选民吗？

从“红色恐慌”到文化战争：反共如何成为美国身份的一部分

美国右翼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并非始于特朗普。二战后，反共情绪迅速上升为国家认同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红色恐慌”的高峰期，数千名美国公民因被指控与共产主义有关联而遭到黑名单迫害，数百人入狱，两名被定罪的共产主义间谍被处以死刑。当时，美国正越来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反共与宗教身份紧密缠绕。

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效忠誓词中加入“under God”字样，一年后又将“In God We Trust”定为美国官方座右铭并印上纸币。这一系列动作并非偶然——它们是对共产主义无神论的系统性回应，旨在强化“基督教美国”对抗“无神论苏联”的叙事。

这种宗教与政治的捆绑塑造了一种“我们vs他们”的思维定式：共产主义不仅是经济制度上的敌人，更是信仰与生活方式的敌人。冷战结束后，这个词依然偶尔被激活，用来标记任何被视为挑战传统价值观的群体。

麦卡锡主义是1950年代初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为核心的反共政治运动。1950年2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惠灵市发表演讲，声称手中握有国务院内205名共产党人的名单，由此引发全国性恐慌。此后数年，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频繁传唤政府官员、好莱坞编剧、大学教授等，要求其交代政治关系并“指认”他人。被传唤者往往因拒绝配合而被列入黑名单，失去工作。1954年，陆军—麦卡锡听证会通过电视直播曝光了麦卡锡的粗暴手段，同年12月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通过谴责决议，麦卡锡主义才逐渐退潮。但它留下的政治遗产——以意识形态标签进行政治清算——深刻影响了此后美国右翼的话语策略。

共产主义在美国的真实历史：从大萧条到冷战

要理解这个词如何被使用，先要厘清它指代什么。共产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体系，由一个政党——共产党——掌控国家全部政治与经济决策。但美国历史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往往与现实中美国左翼运动的诉求相去甚远。

共产主义在美国真正获得关注是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当时资本主义体系似乎信誉扫地，近百万美国人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及其他共产主义领导的组织。这些团体参与了劳工权利倡导、扩大政府经济干预等议程。然而，1930年代末斯大林罪行的曝光，以及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协议并入侵波兰，彻底改变了局势。对许多曾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这是终极背叛。

二战结束后，冷战拉开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反共时期——战后红色恐慌与麦卡锡主义。恐惧不仅针对政府内部，还延伸到学校、媒体和任何可能产生文化或知识影响力的场所。麦卡锡时代将反共塑造为主流政治运动和美国生活的基本信条。

今天谁在被称作“共产主义者”？

近年来，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等左翼团体相关的候选人在纽约、密歇根、佛罗里达等地赢得初选，涵盖各级政府职位。伯尼·桑德斯、AOC、佐兰·马姆达尼等人物被共和党人频繁贴上“共产主义者”标签。

但从政策主张看，这些人离共产主义相去甚远。他们主张的是全民医保、扩大公共服务、对富人增税——这些诉求与共产党控制一切经济决策的体制有本质区别。然而，这并未阻止共和党人在宗教语境中使用这个词。集会上的言论往往声称对方“会关闭教堂”“要消灭宗教”。

这种修辞的有效性正在面临人口结构变化的考验。尽管国会中基督徒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只有少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更关键的是，美国最大投票群体——Z世代和千禧一代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没有任何宗教归属。部分民调显示，Z世代是第一个更偏好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世代。这意味着，对年轻选民来说，“共产主义”这个词所承载的冷战恐惧可能已经失效。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成立于1982年，由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委员会（DSOC）与新美国运动合并而成，是美国目前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成员在2016年桑德斯竞选后从数千人激增至数万人。DSA并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其纲领主张通过选举和工会运动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具体诉求包括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绿色新政、免费公立大学、租金管制和削减警察经费等。DSA成员当选的职位多为市议员、州议员和国会议员，如AOC（纽约州第14选区）、拉希达·特莱布（密歇根州）和科里·布什（密苏里州）。佐兰·马姆达尼则是DSA支持的纽约州众议员，2024年当选。将DSA与“共产党”混为一谈，在政治修辞上是一种有意的概念滑动。

经济焦虑与标签政治的循环

当下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1930年代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对政府的不满、飙升的生活成本、资助中的战争、收入不平等。这些条件可能正在为挑战现状的新思路打开大门，或许也解释了为何DSA相关的进步派候选人能够获得成功——以及为何他们的对手急于将他们描绘成“仇视美国的共产主义者”。

有学者指出，从内战以来，任何看似成功挑战现状或反动政治的运动的群体，都会被贴上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词语在变，但含义不变：标记敌人。

然而，这种标签的政治效力可能正在衰减。当“共产主义”被用于描述主张医保和公共服务的温和左翼时，它更多暴露的是使用者的焦虑，而非被标签者的威胁。在一个宗教归属持续下降、经济焦虑持续上升的国家，老旧的红色恐慌叙事能否继续奏效，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

**“红色诱饵”（Red-baiting）**指以指控对方为共产主义者或同情共产主义来攻击其政治立场的手法，是20世纪美国政治中的常见策略。其经典案例包括：1940年代针对新政派官员的指控、1950年代麦卡锡对国务院“共产党渗透”的追查、1960年代对民权运动领袖的抹红，以及麦卡锡时代对好莱坞“十君子”的迫害。红色诱饵的核心逻辑不在于证明对方真是共产党，而在于利用“共产主义”一词所承载的恐惧与污名，使被指控者在政治上失去合法性。学术研究指出，这种策略在选举中的效果取决于选民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感知强度；当冷战记忆淡化、年轻选民对社会主义好感上升时，红色诱饵的边际效用会显著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