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恋悲观主义：为什么现代约会让人越来越绝望

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看到这样的表达："有男朋友真尴尬""和男人约会太丢人了"。这种带着自嘲与讽刺意味的态度，正在成为一种可辨识的文化现象。在Vox旗下播客《The Gray Area》的一期节目中，主持人John Glenn Hill与《纽约杂志》Intelligencer的资深撰稿人Sarah Jones，围绕这一被称为"异性恋悲观主义"(heteropessimism)的现象，展开了一场深入而坦诚的对话。

本文基于这期对话，梳理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政治与情感逻辑，并探讨在悲观情绪弥漫的当下，我们是否还有理由保持希望。

什么是异性恋悲观主义：定义与表现

Sarah Jones将"异性恋悲观主义"定义为一种态度：一种"对异性恋女性来说事情进展不顺"的感受，其中夹杂着对"约会男性"或"想要约会男性"的某种羞耻感与尴尬感，以及试图与这种身份保持距离的冲动。

值得一提的是，"异性恋悲观主义"（heteropessimism）这一概念最早由学者Asa Seresin在2019年发表于《New Inquiry》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正式提出。Seresin将其定义为异性恋者——尤其是异性恋女性——对自身性取向所持有的一种消极情感，表现为对异性恋关系的失望、厌倦甚至羞耻，但同时又并未真正放弃异性恋实践。这一概念迅速在社交媒体和文化评论中获得广泛传播，成为描述当代亲密关系困境的重要词汇。

它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一种"讽刺性的距离感"——人们用玩笑来谈论异性恋关系，但玩笑之下往往有着严肃的潜台词。Jones坦言，这种情绪很难量化，但从大量的写作、社交媒体讨论和个人经历来看，它确实映射了很多人真实的感受。

说个细节，Jones本人是双性恋，且已与一位男性结婚多年。她之所以选择聚焦"异性恋女性"这一群体，是因为她看到围绕异性恋的讨论——尤其是"异性恋宿命论"——正在各处涌现，她希望加入这场对话。

表演还是真实：自嘲玩笑背后的情绪根源

主持人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些"有丈夫好尴尬""有男友好丢人"的翻白眼式表达，究竟有多少是真实感受，又有多少只是表演性的姿态？

Jones承认，很难将"表演"从中剥离出来。但她认为，即便存在表演成分，其中往往埋藏着某种并非表演的"种子"。"我们之所以开这个玩笑，是因为我们觉得别人可能会觉得它有共鸣、有趣。"社交媒体强化了这种姿态——加入一场对话、抛出一个玩笑并获得他人的呼应，会带来一种归属感和被认同感。这种现象与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印象管理"理论不谋而合——人们在社交互动中始终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表演，而社交媒体将这种表演性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使得"表演"与"真实感受"之间的界限愈发模糊。

更深一层，Jones指出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是用黑色幽默来应对一个真实存在、有时甚至危险的处境。她回忆自己二十多岁频繁约会时也有类似经历，而在今天，随着人们更加"在线化"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政治现实如何影响亲密关系

对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背景，是当下美国女性所面临的政治现实。Jones来自保守的福音派环境，从小听着关于Roe v. Wade的争论长大。她指出，在"后Dobbs时代"（即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保护之后），许多女性正在以各自的方式面对一个事实：她们如今拥有的权利，可能比出生时还要少。

这里的历史背景至关重要。Roe v. Wade是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的一项里程碑式判决，确立了女性在宪法隐私权框架下享有堕胎权。这一判决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美国文化战争的核心议题。2022年6月，最高法院在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案中以6比3的投票推翻了Roe v. Wade，将堕胎立法权交还各州。这一判决导致美国近半数州迅速通过了严格限制甚至全面禁止堕胎的法律，数百万育龄女性的生殖自主权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她观察到，当前美国右翼"非常激进地拥抱厌女、种族主义"，并明确地推动倒退公民权利。这种政治氛围会对所有人的亲密关系产生连锁反应。她特别提到了所谓"政治混合婚姻"——丈夫是MAGA支持者、妻子却不是——这类现实困境，正是很多人正在挣扎面对的。研究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调查，2020年大选后，约有20%的美国人表示政治分歧对他们的家庭关系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而在年轻女性群体中，将政治立场视为择偶"必要条件"的比例在近年来显著上升。

经济因素：为何女性难以离开糟糕的关系

当被问及"为什么女性会留在糟糕的关系中"时，Jones强调这个问题远比表面复杂，既有情感层面，也有物质层面。

她列举了一系列真实的经济困境：

• 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过早同居
• 为了医保而结婚
• 结婚后患病成为需要被照顾的一方

这些困境根植于美国独特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美国没有全民医保制度，约一半的美国人通过雇主获得医疗保险，配偶则可通过婚姻关系获得覆盖——这意味着婚姻在美国承担了一部分社会安全网的功能。此外，美国住房成本在过去十年中大幅攀升，根据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的数据，2023年约有一半的租房者将超过30%的收入用于住房支出，被定义为"住房负担过重"。男女工资差距方面，美国女性平均收入仍仅为男性的约84%。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得"离开一段关系"对许多女性而言不仅是情感决定，更是一个关乎生存的经济决策。

一旦身处这些处境，"我需要搬出去"就变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题——房租怎么办？能不能带走宠物？能否找到工作养活自己？

经济不平等，让"离开"这件事对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来说变得异常困难。Jones认为，如果能够改善工资差距、医保制度等结构性问题，就能"降低赌注"——让结束一段关系不再显得如此灾难性。

女性也在维系父权制：被忽视的复杂性

对话中一个尖锐的观点是：不应把这场讨论简化为"男人的问题"。Jones明确指出，维系父权制的从来不只是男性，女性也一直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她从美国右翼历史中举出Phyllis Schlafly、反堕胎运动中的Marjorie Dannenfelser等一系列女性代表，也提到《纽约时报》大量报道的"生育主义"及Heritage基金会的Emma Waters。Phyllis Schlafly（1924-2016）是美国保守派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在1970年代领导了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ERA）的运动，成功阻止了这一旨在将性别平等写入宪法的修正案获得批准，其核心论点是ERA会损害家庭主妇的利益并迫使女性参军。Marjorie Dannenfelser则是反堕胎组织Susan B. Anthony Pro-Life America的主席，长期在共和党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而Heritage基金会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之一，其推出的"Project 2025"政策蓝图涵盖了大幅限制生殖权利、重塑家庭政策等议程。Jones提及这些人物和机构，旨在说明父权制的维系从来不是单一性别的行为。她认为，右翼若没有女性的"积极同意与参与"，几乎不可能推行这些议程。

在个人层面，Jones回忆自己成长的福音派社区里，女性往往是那些道德价值观"更激进的执行者"，鼓励年轻人早婚、尽早多生育。这提醒我们，用讽刺姿态来"脱离"异性恋，其实无法真正获得与这些结构的距离。

男性版的异性恋悲观主义：Manosphere与约会挫败感

那么，男性会不会也陷入异性恋悲观？Jones认为"manosphere"（男性圈）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男性版本的异性恋悲观，而其最恶劣的形式表现为暴力——家暴、性侵，带着一种威胁的气息。

Manosphere是指互联网上一系列以男性为中心的社区和亚文化的总称，涵盖了从温和的男性自助群体到极端的仇女社区。其主要分支包括：Men's Rights Activists（男权活动人士）、MGTOW（Men Going Their Own Way，主张男性远离女性与婚姻）、Pick-up Artists（搭讪艺术家）以及Incels（非自愿独身者）。这些社区通常活跃在Reddit、YouTube、Telegram等平台上，共享一套关于性别关系的核心叙事——即认为当代社会对男性不公、女权运动损害了男性利益。其中最极端的Incel社区曾与多起暴力事件直接相关，包括2014年加州Isla Vista枪击案和2018年多伦多货车袭击事件。

但Jones也谨慎地表示，不愿把极端案例推广到所有对约会感到沮丧的男性身上。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她坦言"女性同样有能力成为糟糕的人"，如果一个男性有过糟糕经历、想暂时退出约会，她完全能够理解——事实上，她认为间歇性地从约会中抽身、厘清自己想要什么，对任何人都是健康的。

她真正担忧的，是把男女关系框定为"boys vs. girls"的零和对立。这种叙事恰恰与manosphere的核心信念相呼应：女性的进步必然以男性的代价为前提。而这种"虚假的稀缺感"是极其危险的——正如爱、成功与幸福并非有限资源，一个人拥有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人就被剥夺。这种零和思维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固定心态"（fixed mindset），与之相对的"成长心态"则认为资源和机会可以通过协作和努力而扩展，而非仅仅在现有份额中争夺。

从乐观到"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

对话最富启发性的部分，是Jones提出的"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hopeful pessimism)这一立场。

她区分了它与"乐观主义"的不同：乐观是相信事情会变好，而她并不确定这一点；但她相信事情有可能变好，因此她抱有希望。这种从乐观转向"希望性悲观"的姿态，在她看来"更贴近现实"，同时也附带着一种责任感——"你无法仅凭思考就摆脱我们所有人身处的现实。"

这种立场在哲学传统中并非没有先例。它与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所说的"希望不是乐观主义"遥相呼应——哈维尔曾写道："希望不是对事情会顺利发展的确信，而是对某件事有意义的确信，无论结果如何。"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也有类似的著名表述："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Jones的"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正处于这一思想脉络之中，它承认现实的严峻，但拒绝以此为由放弃行动。

这种立场既拒绝了自我贬低式的讽刺距离，也拒绝了盲目的乐观。它要求人们思考：作为一场运动、一场斗争的一部分，我能做些什么？Jones认为，比起"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的二元态度，这是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思维方式。

如何建立一个"更容易去爱"的社会

Jones自己的婚姻，恰恰印证了她的观点。她在经历了复杂的保守背景后，本已长期不再约会，却因为遇到一个让她感到"不必害怕"、"很安全"的人而走入婚姻。她因此反对女性因悲观而彻底切断这种可能性——"你不必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才能去追求一段关系。"

在她看来，浪漫与爱并非社交媒体或真人秀里的琐碎话题，而是"让生活值得过下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关于"如何更好地相爱"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最终，Jones抛出了一个略显乌托邦却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才能让人们更容易去爱？ 也许答案无法保护任何人免于心碎，但至少可以让人们在追求爱情时，不必再为房租、医保和最坏的处境背负过重的恐惧。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将亲密关系从个人选择的范畴提升到社会制度设计的层面——正如北欧国家通过完善的育儿假、全民医保和住房保障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亲密关系的经济风险社会化，使人们能够更自由地基于情感而非生存需求来做出关系决策。

核心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