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卧室"再出租：合租能否破解住房危机？

美国可负担住房危机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法，其实一直藏在眼皮底下——把家里闲置的单间租出去。这个看似简单的做法曾在美国历史上相当普遍，如今正重新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并被认为有望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人们避免无家可归。

单间出租曾是美国城市的常态

在20世纪之交，随着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城市，日结工人和工厂劳工迫切需要廉价且临时的落脚之处。一间小屋可以按天、按周，或按任何需要的时长出租。这类安排形式多样，但逐渐被统称为"单间居住"（Single Room Occupancy，简称SRO）。

SRO在当时承担了城市底层劳动者的居住需求，是一种灵活且低成本的住房形态。它并不追求宽敞舒适，而是以极低门槛满足最基本的居住需要——这恰恰是今天许多陷入困境的人所缺乏的选项。

战后污名化与大规模消失

转折发生在二战之后。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纷纷搬往郊区宽敞的新房，SRO逐渐与贫困人口和"越轨者"的不安全住房联系在一起。纽约等城市从1950年代开始禁止SRO的新建；到了1970年代，SRO已成为媒体笔下的常见反派形象——尽管此时它仍为全美数十万人提供着栖身之所。

在随后的20年里，大约一百万套这类可负担单元从市场上消失。城市通过各种手段限制SRO，其中一种常见做法是：直接立法禁止无亲属关系的成年人同住一个屋檐下。这些限制在当时被视为改善城市面貌的举措，但代价是抹去了大量低成本住房选项。

这一时期的政策逻辑与"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运动密切相关。联邦政府在1949年《住房法》框架下大规模拨款，授权地方政府征购并清除"衰败街区"，而SRO聚集区往往首当其冲被划入改造范围。与此同时，联邦住房管理局（FHA）的抵押贷款担保政策带有明显的种族和阶层偏见，只对独栋郊区住宅提供优惠条件，使单间出租这类城市内核住房更显"落后"。学界后来将这段历史总结为：公共政策系统性地消灭了为低收入流动人口服务的住房市场，却没有为其提供等量替代选项，从而埋下了日后无家可归问题大规模爆发的制度性根源。

政策钟摆开始回摆

"当年禁止这些低成本住房或许是个错误"的观点，在城市规划政策圈里已经酝酿了约15年，尤其是随着无家可归危机持续恶化，这种反思愈发强烈。如今，重新合法化出租闲置房间——政策专家称之为"住房共享"（home-sharing）——似乎终于获得了实质性的推动力。

科罗拉多州的立法者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城市在没有明确健康或安全理由的情况下，限制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无亲属关系室友数量。这项法律为后续立法提供了范本，催生出被戏称为"黄金女郎法案"（Golden Girls Bill）的提案——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今天许多州现行法律，本会让那部1980年代热门情景喜剧中四位无亲属关系女性合租的情节成为非法。

"住房共享"（home-sharing）在政策语境中特指房主或主租户将自有住宅中的空余房间出租给无亲属关系的第三方，区别于短租平台（如Airbnb）以旅游接待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倡导者强调，合法化住房共享不需要任何新建设投入，只需移除阻止现有存量住房被充分利用的法律障碍。美国不少城市对"无关联成年人同住"的限制（Unrelated Occupancy Laws）最初以维护街区秩序为名制定，实际效果却是将灵活租赁入罪化，让房东和租客都面临法律风险，进而抑制了这一市场的自发供给。

"黄金女郎法案"与"房间法案"的扩散

宾夕法尼亚州今年也提出了自己版本的"黄金女郎法案"，并在今夏于州众议院获得通过。据报道，至少还有六个州预计将在2027年审议类似法案，立法势头正在全国范围内扩散。

除了放开合租，还有一股力量试图通过名为"房间法案"（Room Act）的立法，更广泛地重新合法化SRO本身。该法案的一个版本已率先在罗德岛州提出。两条路径——放开合租限制与重建SRO供给——正并行推进，构成了对数十年住房政策的系统性修正。

不是人人都想租间房，但它应是一个选项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只租一间卧室，但很多人在人生的某些阶段会乐于接受这种安排。也许是在偿还债务，也许正经历分手需要快速找个落脚地，又或者有些人本就不想租下一整套房子。

倡导者认为，把"租一间房"作为一个可负担的选项保留下来，能够帮助许多人避免一步步滑向无家可归的困境。住房问题的解法未必总是建造更多新房，有时恰恰是恢复那些曾被我们亲手取缔的灵活、廉价的居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