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上诉法院维持五角大楼封杀Anthropic的决定

事件回顾：Anthropic败诉上诉法院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华盛顿特区以2比1的裁决，维持了五角大楼此前将AI公司Anthropic列为供应链风险的决定。据CNBC记者Kate Rooney在Tech Check栏目中的报道，这意味着这家AI实验室在与特朗普政府长达数月的法律拉锯战中失去了关键一局。

整起事件最早可追溯至今年2月。当时，美国国防部（报道中以"Department of War"称呼）在双方就军方如何使用Anthropic旗下Claude模型的谈判破裂后，将该公司正式定性为"供应链风险"。这一定性直接禁止美国军方使用Claude，同时也阻止国防承包商在任何与五角大楼相关的工作中使用这些AI模型。

Anthropic方面曾提出抗辩，主张该决定"武断、非法且违宪"。但上诉法院驳回了全部主张。撰写多数意见的法官表示，国防部对于"继续使用Claude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结论拥有"充分依据"。

两套定性、两条战线的法律博弈

值得关注的是，五角大楼当初是依据两项不同的定性来执行这次封杀的，这也意味着Anthropic不得不在两个不同的法院分别提起挑战。

今年早些时候，旧金山一位联邦法官曾裁定其中一项定性属于违法，Anthropic在加州战线赢得了部分胜利。但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此次的裁决，让政府对Anthropic的限制整体上得以继续生效。

换句话说，尽管Anthropic在一条战线上取得突破，但真正决定其能否重返军方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仍以败诉告终。Anthropic当天发表声明表示"尊重但不认同"该裁决，并正在考虑包括进一步上诉复审在内的多种选项。

"供应链风险"定性的法律依据

美国国防部将供应商列为"供应链风险"的权力，主要来源于《联邦采购法规》（FAR）及《国防联邦采购法规补充》（DFARS）中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供应链安全的条款，以及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相关修正条款。这一机制最初主要针对硬件供应商（如华为、中兴），后来逐步扩展至软件与AI服务领域。一旦被列入该名单，相关企业不仅无法直接获得军方合同，其产品也会被排除在所有国防承包商的技术栈之外，影响面极为广泛。Anthropic此次同时面临两项定性、需在两个司法管辖区分别应诉，正是因为国防部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法律授权依据分别作出裁定，而非依据同一条款一次性处理。

为什么偏偏是Anthropic？训练方式成争议焦点

一个核心疑问在于：为什么国防部单单针对Anthropic，而没有对OpenAI、xAI（Grok）或Perplexity等其他AI厂商采取类似行动？

据报道，争议的根源在于军方对Claude"训练方式"的质疑。五角大楼方面认为，Claude的训练过程存在偏见，模型反映了背后公司高层的政治倾向。报道特别提到，Anthropic的CEO Dario Amodei被相关官员形容为"woke"（觉醒派）。

更关键的安全层面担忧在于：军方认为Claude的训练方式使其可能基于"道德判断"而拒绝执行某些任务。在战争场景下，如果一个AI模型出于种种原因"决定"不配合某项操作，这在国防部看来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这也是相关负责人Emile Michael的核心顾虑——他并不信任Claude的训练路径。

"价值观对齐"（Alignment）与"宪法AI"训练方法

Anthropic在业内以其独特的安全导向训练方法著称。该公司提出了"宪法AI"（Constitutional AI，CAI）框架：在模型训练阶段预先写入一套"宪法"原则，让模型依据这些原则对自身输出进行自我批判和修正，从而使Claude在遇到潜在有害请求时更倾向于拒绝或降级回应。这套方法的设计初衷是让AI在没有大量人工标注的情况下，仍能主动规避有害内容。

然而正是这种"主动拒绝"能力在国防场景下引发了结构性矛盾：军方需要的是一个在明确授权指令下能够无条件执行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会独立进行道德评估后再决定是否配合的系统。与此形成对比的是，OpenAI和xAI的公开安全政策相对更强调"可配置性"——允许企业/政府用户通过系统提示（System Prompt）大幅调整模型的拒绝边界，这在军方看来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可控性。

政治因素之外：供应链多元化的现实考量

除了政治与安全层面的争议，报道还指出了一个相对技术中立的理由：供应链多元化。

Emile Michael此前曾表示，军方在今年之前一直只依赖Claude这一家技术方案，而这"本身就不是好的做法"。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在关键基础设施中引入多家技术合作伙伴、避免单点依赖，是普遍认可的工程与采购原则。

不过报道也坦承，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仍掺杂了政治因素。值得留意的是，Emile Michael并未对OpenAI或马斯克旗下的xAI提出同样的训练方式批评，这种选择性态度使得"纯粹技术考量"的说法显得不够充分。

对AI行业的信号意义

这起案件的意义远超Anthropic一家公司的得失。它揭示了AI模型的"价值观对齐"与"安全拒答"机制，在政府和军方采购场景中可能被视为负面因素——在消费级市场备受推崇的"拒绝执行有害任务"能力，到了国防语境下反而成了被质疑的风险点。

同时，这也是AI厂商与政府关系政治化的一个缩影。模型训练理念、公司高层立场，正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到企业能否进入高价值的政府与国防市场。对于所有大模型厂商而言，如何在"安全可控"与"可被信任地执行指令"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争取政府订单时无法回避的课题。

"可信赖执行"（Trustworthy Execution）与"安全拒答"的双重标准困境

这一事件在更宏观的层面揭示了AI治理中尚未解决的根本性张力：民用安全框架与政府/国防需求之间的标准不兼容问题。在欧盟AI法案、美国NIST AI风险管理框架等监管体系中，模型能够拒绝有害指令被视为高安全等级的正面指标；而在国防采购逻辑中，同样的能力可能被定性为"不可预测的自主性"，从而构成操作风险。

这一裂缝对整个大模型行业具有系统性影响：专门面向政府市场的AI产品线（GovAI）可能需要独立于消费级产品的训练流程与安全策略，以满足"执行优先"的需求。这意味着未来大型AI公司可能需要同时维护两套价值观对齐体系，而两套体系之间的协调本身将成为新的合规与伦理挑战。